为“宝钢——上钢”大联合献计献策
曾文忠
我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自海外回国后一直从事报界工作，是一位老报人，同时又是民盟的老盟员。由于这个渊源，我在年轻时与民主党派成员有较多的接触，前辈们那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可贵气质和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精神，使我深受启迪。于是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加入了九三学社。1982年任吴淞区支社委员，1984年10月，我当选为九三学社吴淞区第一届委员会秘书长，不久又增补为副主委。吴淞区与宝山县“撤二建一”为宝山区后，我当选为九三学社宝山区委副主委、主委。在宝山区政协四届一次会议上，我当选为区政协副主席。
我努力做好本职工作。当时，我是上海第一钢铁厂的一名机械高级工程师、轧钢设备厂长。我热爱我的工作，关心着冶金工业的发展。我清楚地记得，那是在1986年上海冶金工业局统战系统组织的中秋联谊会上，很多民主党派成员，特别是我们九三学社成员在畅谈地区冶金工业发展的过程中，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感受，那就是当时的淞宝地区（现宝山区）内既有中央部属企业宝钢，又有地方企业上钢两大冶金企业，这两个企业彼此间往来甚少，各自有各自的企业发展规划；技术人员之间也基本没有交流沟通。大家都觉得，这样的现状对上海冶金工业的发展是不利的，如何进一步调动中央和地方企业的积极性，或者说如何各自发挥优势，改变条块分割的局面，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于是，一些高年资的九三冶金专家推选和委托我进行组织和主持研究这一课题。由于活动不断扩大，社会反响也日益增大，在1987年2月我向九三学社上海市委提议，将该项活动纳入社市委工作计划，组织有关专家，召开“宝钢——上钢”座谈会，发挥社内人才优势，有助于提出更好更合理的工业配置建议。社市委采纳了我的建议，杨槱主委、张叔英秘书长等领导非常关心支持这一课题的开展，委托我具体操作。于是，从1986年10月起至1987年6月止，我组织召集冶金、经济、科技情报与新闻媒体等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先后共进行了三次资料信息交流活动、三次大型座谈会和四次专家个别切磋，共达十余次，平均每月活动一次。制订了《发挥宝钢上钢优势，献计献策方案研讨会》的工作计划，编写了“宝钢——上钢”献计献策文件，如《关于“宝钢上钢联合发展”的汇报提纲》、《关于利用外资，逐步解决吴淞地区二次化铁与宝钢、梅山冶金公司的关系等设想》，并形成两万余字的纪要，这些文件经过杨槱主委亲自审定后，都报送中央有关部门参考。其中，《宝钢三期工程不仅要从宝钢自身的经济效益考虑，而且更应该立足上海，放眼全国，作出通盘考虑》（即后来提出的大联合建议），以“内参”形式上报。
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关于宝钢、上钢各自发挥优势，走联合道路的呼声，逐渐在全国各大冶金设计院和冶金行业中得到支持，并引起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同时，对怎样联合和联合的方式等观点，又进一步在我们九三研讨的基础上得到了更广泛深入地探讨，《上海科技报》也曾就此专题进行过讨论，学术气氛与专家们对冶金工业发展趋势的关心，通过我们九三学社的献计献策活动得到了较大的调动，国家与政府部门也听到了冶金科技工作者的呼声与民意。五年后的1992年年初，国务院邹家华副总理与冶金工业部王汝林副部长来沪，根据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需要与上海地区冶金工业合理布局统筹兼顾的要求提出了宝钢的三期建设必须建筑在“宝钢——上钢”联合的基础上全面规划统筹安排，这是中央对上海冶金工业企业的英明决策，是符合改革开放精神的，具有深远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不久，国务院正式宣布成立上海宝钢集团的决定，意味着真正实现了宝钢——上钢的大联合。
大联合的决策已经明确，我们原来对“宝钢——上钢”大联合献计献策的九三成员更不能做一名“旁观者”。我们再次向社内外专家发出“大联合献计献策”的征询表，得到了大量的反馈信息，特别是中共的专家也主动的参与了我们九三的这一活动。当时上海第一钢铁厂党委组织部兼统战部戴乐天部长就提出，大联合不是简单的行政所属关系的改变，而要以培育具有国际水平的企业集团为目标，科学地实事求是地进行企业结构分析，以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在新的空间开创出新的事业来。又如，当时的宝钢总厂二期办公室章关炯处长（中共党员）也提出了关于大联合后的硬件、软件及企业效益方面等的设想。我把这些意见与建议汇总后再次上报，得到了有关部门的重视，部分意见与建议被采纳。
我深切地感到，民主党派要群策群力，积极参政议政、献计献策，这是一项有利于党和国家、有利于人民事业的工作，我们在进行工作的同时，在实践中也锻炼了党派成员的自身能力，这也是加强民主党派自身建设的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工作。在宝钢上钢的联合发展这一重大问题上，我们九三学社成员正是本着科学的精神，尽力为国家重大建设发表灼见，为振兴中华而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
